刘愚愚
文化问答专家
谈几则已渐渐为人所不知的趣事。日后接着续写。此类问题欢迎邀请我。
章太炎北伐战争爆发，学术大师、革命元老章太炎站在了反对面。一度成为北洋军阀的“代言人”。
他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居，拒绝承认黎元洪“大总统”此后的历届政府，公开称孙中山为魏忠贤，称北伐的成功是民国的灭亡，并且幸灾乐祸的表示，国民党一定不会有好下场。
（图：杭州西湖侧畔章太炎纪念馆）
1925年，孙中山为共商国是，扶病入京，中道崩殂。章太炎献上挽联一副，极具争议和讽刺意味：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为什么骂孙为“魏忠贤”，因为孙中山后期对革命同志有信任危机，将所有亲信收为“义子”，故成了章太炎讽刺他是魏公公的直接理由。
“汉奸学者”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很多汉奸，据说这种集体的叛国数量是全世界最多的。
文人学者中的”汉奸”，最为大众所熟悉的，可能要数周作人、胡兰成、穆时英、张资平这几位吧。而之前，他们爱国的文章又何尝比烈士们写得少，也可见喜欢“口号爱国”的那些人有多么不靠谱。
其实这里面还有两位著名学者，其“汉奸”历史是鲜为人知的，而他们后来也都以光辉形象示人：一位是大词学家龙榆生先生；另一位则是后来备受尊荣的“国学大师”钱仲联教授。
（图：大词学家龙榆生晚年在上海）
龙榆生曾在 1940 年至 1945 年间任职汪伪政权，担任“立法委员”；而钱仲联则在1942年夏投奔南京出任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及监察院监察委员，同时兼任伪中央大学教授等职。后来，钱先生似乎有意掩饰，著作、言谈中比大部分人都要表现的更加左派风格一点。
如果再往深入挖人，其实周劭、周越然、金性尧这些文史名家当年也都做过“凝碧池头客”的。不过，上述这些人里面，后来自己主动提起这段经历并忏悔的，我只见龙榆生、金性尧两位有过。
今天在这里写下，并非旨在挖人隐私，而是实事求是，正面过去。连江先生都是40年代伪中大电机系毕业的，又有谁敢找他翻旧帐？
“北大校长”前几天北大那位林校长公开场合念出“鸿浩之志”，这种事情应该要记载在史册了。
但是论该校校长的不配位，历来多有。倘多读一点历史，也早就见怪不怪了。比如张作霖统治北京时代统合北大诸校起来的“京师大学”校长简教育总长刘哲先生（现在的北大大概不会认他吧），也值得说说。
话说1927年，京师大学文科的北大第一院，闹出了点考试风波，学生闹事，刘哲校长接见学生代表。他如何劝告学生的呢？他说：
你们这些当代表的没一个好东西，平素不用功，就迷信民主、自由这些东西，啥前途没有。你们只要好好读书，将来自有你的好处。你们看我，以前在京师大学堂读文科，整天在家里圈圈点点的，所以能有今日，做了教育总长，又是京师大学校长，你们听话用功，不是一样升官发财吗?
（图：现北大校长林建华同志）
当时受接见的学生有后来的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这件事，他记录在了他的回忆录《七十年的经历》这本书中。
北大校长往往是时代文化状况的晴雨表。他是“风骨”，还是“疯骨”，亦或“软骨”，基本能印证那时是个什么样子的时代。
鸿浩湖畔说鸿浩，零丁洋里叹零丁。
先写到这里吧，容后再续。
恒实说
文化问答达人
民国，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长袍大褂、旗袍学生装、黑边眼镜黑礼帽、女人婀娜男洒脱。文人学者更是如此。给我们的是一 幅刻板守旧、墨守成规的老夫子形象。史书归史书，但是野史中记录的那些文人学者，有关他们的趣闻轶事，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原来他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一、鲁迅先生。鲁迅？大师也有段子吗？我可以坚决地说：”有！“。大师不仅段子有不少，而且还比较高冷晦涩。不信请看：
鲁迅在北大授课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北大有个青年老师叫川岛。因留了个学生头。每次见面，鲁迅便用腻死人的腔调说”一撮毛哥哥“。后出《中国小说史略》，在扉页上写了一首小诗：“请你，从情人的怀抱里，暂时伸出一只手来，接受这干燥无味的《中国小说史略》，我所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每当看到这，我就会忍不住去想那位川岛先生，当看到《中国小说史略》时，会是什么表情和心情呢？
还有一次，章衣萍先生去看望鲁迅先生。在路上看见鲁迅先生一人在回家的路上走着。便高喊几声招呼鲁迅先生。而鲁迅先生似乎没有听见，仍旧一人默默地走着。到了鲁迅家，见着鲁迅，章衣萍便把路上的事告诉了鲁迅。鲁迅”噢 “”噢“”噢“回应好好几声。章衣萍不解，便问：先生，为何要噢这么多声？鲁迅很严肃地说道：”你不是叫了我好几声吗？现在我一并都还给你回应“。是否前方高冷了呢？
鲁迅写信，有个习惯，如果收信人职业是教师，那他就用“并请教安”。如果收信人是学生，他就用“即颂学安”。如果收信人是夫妇，他就用“即请俪安”等等。
有一次，鲁迅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其实信的内容就是反对封建家长式的统治并和许广平进行一翻争讨，而信尾鲁迅用的竟然是“顺颂嚷祉”。翻成大白话，也就是祝福她在吵嚷中得到幸福快乐。而又有一次，作家叶紫给鲁迅写信,在信中诉苦：“我已经饿了”，“请借我十元或十五元钱”。鲁迅很快就回了一封信，并夹带给了他一些钱。而信的结尾问候语竟是——“即颂饿安！”
你不得不说鲁迅先生也有他自己的小幽默。
不仅如此，他还很善于搞恶做剧。最关键的是，他不一个人偷偷地搞，做完还要写出来、说出来。
鲁迅先生在厦门当教授时，曾经给许广平写过一件事：“每每在半夜的时候，跑到楼下，找一棵树，草草倾泻，了事。”更有几次，因懒不想倒夜壶，于是”就看夜半无人时，既从窗口泼下去。"因为临窗写作，所以看见有人在墙角偷偷“放水”，鲁迅先生便用橡皮筋和纸弹那人的屁股。看到捂着屁股乱骂的那人，鲁迅先生则躲在屋内哈哈大笑。
鲁迅还会说黄段子。不信？咱们接着说：鲁迅没事就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喝茶聊天讲段子。有一次，郁达夫和唐弢去找他玩，鲁迅就讲了一个段子给他们：......这个故事可不是我瞎编乱造出来的。确实是有出处的。在唐弢《记郁达夫》一文里，就清楚记述了这个故事。
二、张充和女士。张充和女士被誉为民国闺秀、最后的才女。三岁会背唐诗，七岁开始写对子、诗。1933年，张充和来北京参加姐姐的婚礼。得知第二年北大考试招生的消息，只考四门：国文、历史、英语、数学。于是张充和女士决定报考北大。因为国文、历史这两门功课对她来讲，不算什么。自幼就学的东西而已。英语，学过两年，应该也不算是什么问题。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单单就忽略了数学这一门。到了第二年考试时，前三门都很顺利，但是数学考试卷发下来时，张充和傻了眼，一道都不会。只得白卷交了上去。考试成绩公布了：张充和作文竟然拿到了满分。三门功课加起来，就已超过了录取分数线。胡适破格录取了张充和，张充和也因此成为当年北大中文系仅有的两名女生之一。
在民国那段泛黄的流金岁月里，“先生女士”们演绎了灿若繁星的传奇故事。历史长河，抹不去的是他（她）们那颗寻“真”、寻“纯”之路。只会将他（她）们擦拭得更明亮、更耀眼。
春花秋实5872
感请。
看了楼上几位朋友的回答，觉得很有意思，我在这里再续一笔，来谈谈国民大师可爱的一面。
国学大师刘文典是安徽怀宁人，他学贯中西，通晓英、德、日多国文字，世称狂傲文人，有关他的传闻轶事很多，这里我择几个有趣的故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刘文典与沈从文：刘文典看不起搞新文学的沈从文，当评沈从文升教授职称时，他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格是真正的教授，他应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可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沈从文都当教授了，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
还有一次，在西南联大，日机前来轰炸，大家纷纷奔逃躲避，沈从文经过刘文典时，刘大怒，骂道：陈寅格跑是为了保存国碎，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没了我在中国谁来讲庄子，你这该死的，什么用也没有，跑什么跑。哈哈，看到这简直笑死我了。
刘文典与蒋介石：1927年，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学生闹学潮，恰好蒋介石在安庆，就召见刘，责令他交出共党名单。刘当面顶撞，说不知道谁是共党，不肯惩办学生，蒋介石骂刘文典是老封建，学阀；刘文典毫不客气，当面骂蒋介石是军阀，气得老蒋要枪毙他，后经蔡元培力保，才将他释放。
这就是当时的民国大师，一位可爱、可亲，有血有肉的名人。
趣谈秘史
历史作家
民国大师王国维，因为一本《人间词话》留名于世。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正在招揽大学问家到清华任教。于是，胡适向曹云祥推荐了王国维。
可没想到，王国维对此却不太感兴趣。因为他是个老派人物，对清华这样的新学堂有点抵触。
胡适好说歹说，终于劝得王国维动了心。可他仍然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告诉胡适：需要得到皇帝的允许，才能去清华任教。
弄得胡适哭笑不得。
皇帝是谁呢？就是早已逊位的末代皇帝溥仪。
当年，王国维曾经给溥仪当过几天老师，官居“南书房行走”，从此对溥仪忠心耿耿。后来溥仪被赶出紫禁城，王国维的帝师生涯也就结束了。但王国维仍然保持着对溥仪的愚忠。
此番任教清华，王国维专程跑到天津的溥仪住所，征得了溥仪的同意后，才最终进入清华当了教授。
但在一群新派的清华教授中间，王国维显得特别有个性——因为他至死都没剪辫子。
另一个不剪辫子的民国大师，是当时的北大教授辜鸿铭。
和老派人物王国维不同，辜鸿铭是正儿八经的留学生，周游欧美，通晓好几国的外语。
可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新派人物，却始终拖着一条辫子，坚决不剪。也许，辜鸿铭是以此标榜自己与其他新派人物的不同罢了。
其实 ，辜鸿铭的辫子曾经剪过。那是在清朝灭亡之前，他留学德国之时。
当时辜鸿铭谈了一个德国的女朋友。有一天，女友突然对他的辫子产生了极大兴趣，握在手里赏玩。
辜鸿铭便说道：你若是喜欢我的辫子，我就剪下来送给你。
就这样，辜鸿铭把辫子剪了。
当然，后来又长了出来。从此之后，辜鸿铭便不再剪辫子。
其实，与遮天蔽日的大学问相比，这些都是小节，无足挂齿。它反映出的，是那些民国大师们的真性情。
文史小茶馆
国学大师与黑老大的亲密接触——章太炎与杜月笙
大家已经说了很多，笔者只谈一件事。这当然不是梁启超打麻将，徐志摩滥情，胡适当月老，冯友兰吃老鼠，金岳霖给梁思成戴绿帽的花边杂谈。
章太炎大家定然是了解的。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他桃李满天下，鲁迅、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黄侃都是他的学生。清华大学特聘顶级国学导师，他不屑于梁启超，王国维为伍。自称“神经病”，他曾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有神经病……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神经病。”
这个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思想家在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等方面留下了很多著作，可谓承前启后。然而，他并不安于研究学问，还积极参与政治，在民国这口混沌政治的大锅里，他的热情参与只留下了一堆泡沫。
晚年的章太炎独居苏州。这位“革命元老”“国学泰斗”经济虽然不宽裕，但名气可谓如雷贯耳。他在上海的侄儿因为与人发生了房产纠纷，局面搞得很难看。考虑到自己有这位大名鼎鼎的叔父，因此写信前来求助。
这可难倒了章太炎，作为亲戚长辈似乎理应相助。但上海滩龙蛇混杂之地，又有洋人租界，关系盘根错节，自己一个文人如何帮得上忙？再加上自己平时孤傲，各路名人都被批的体无完肤，这次恐怕还是只有拉下脸托人办事。
既然已经要拉下脸面，那就得把事情一定办成才好。于是，章太炎考虑到了在上海滩雄霸一方的黑帮老大杜月笙。号称“上海滩皇帝”的杜月笙自然有这个能力，现在这位老大的各式毒品鸦片卖遍全国，大大小小的赌场，妓院经营的风生水起。不仅民间的事情杜月笙说了算，在江西“剿共”的军费都得靠这位老大支持。白道黑道谁人又不给这位蒋先生的专属红人一点面子呢？
果然，在章太炎“屈尊”放下架子给杜月笙写信求助以后，立即得到了黑老大的积极回应。和结拜兄长黄金荣贪“财”，张啸林贪“权”不一样，杜月笙贪“名”。这位老大一直希望自己不只是蒋先生拿来对付工人控制上海滩，做“湿活”的夜壶，也希望能有一天自己成为白道上响当当的人物。一听到当代国学大家章太炎找上门，那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杜月笙马上上下活动，在上海滩的地面上，谁敢不给这位黑老大面子？很快章太炎侄儿的事情就被处理的妥妥贴贴。不仅如此，向来会“做人”的杜月笙借此机会亲自到苏州看望章太炎，由头自然是“报告”事情处理的前因后果。
章太炎热情款待了来自上海滩的贵人，两人“相谈甚欢”。急于回报的章太炎了解到面前这位老大叫“杜月生”，当场发挥自己专长，建议改个更有内涵的名字，叫杜“镛”，号“月笙”。听到章太炎引用《尚书》的解释，杜月笙自然是如坠云里，但新名字层次的高大上毋庸置疑。自己仿佛立即脱离了黑社会的打打杀杀，鸦片烟的云雾缭绕，变成了衣冠楚楚的“上等文化人”。
千恩万谢之际，“一点表示”似乎也是“礼尚往来”。杜月笙临别前，便悄悄把一张早就准备好的2000元大洋银票压在章宅茶几的一只茶杯底下。
如此，章老先生的面子得以保全，杜月笙的档次也得以提高。两人你来我往，攀上了关系。杜月笙时常给章太炎送某种名目的“接济”和“润笔费”。章太炎也给杜月笙做了家谱和祠堂颂词。在精心包装之下，杜月笙祖上和上古尧舜攀上了关系：“杜之先祖帝尧，夏时有列男，乃周封于杜，为杜伯......“这篇《杜氏祠堂记》洋洋洒洒，引经据典，却只花了章太炎三天时间。他还给杜氏宗祠送来一块匾额，上书四个大字“武库遗灵”。这是指”武库“是指西晋灭东吴的征南大将军杜预，也就是说杜月笙祖上有杜预将军的血脉。
（图为浦东杜氏祠堂）
接下来，章太炎的生活质量当然有了大的改变。
根据词人夏承焘日记回忆，“谓某翁近颇宽裕，为杜月笙撰杜氏祠堂记，得润笔五千金，其余数千一千不等。为段祺瑞寿序，比之郭汾阳，似亦得三千金。”
看来，章太炎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先把杜月笙和上古圣君尧舜，西晋大将杜预拉上关系，又把段祺瑞比作唐代中兴的郭子仪。
看来，五斗米尚且折腰。在吃饭问题面前，文人节操终究要次要的多啊。以下附上章太炎对民国时期各路名人的评价吧——袁世凯掌权以后，很是器重这位大师，任命他为总统府枢密顾问。章太炎也希望袁能够“励精图治”。他热爱旧制度，称：“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为袁去担任东北筹边使，“兴办实业”失败之后，又逢宋教仁遇刺，袁世凯称帝。章太炎大怒，跑去北京找袁“算账”。称他“疯言疯语，大闹不休”，还砸毁家具器物若干。结果他被软禁了起来。在囚禁之时，他把袁世凯比成秦始皇，诅咒其早死。
后来孙中山黄兴等人讨伐袁世凯，章太炎又说孙中山和袁世凯是“一丘之貉”。他赞赏的，是民国新军阀黎元洪和满清旧官僚岑春煊，说：“黄陂（黎元洪）之廉让，可望责任内阁；西林（岑春煊）之果毅，可望廓清贪邪。”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自然如空中楼阁，无法实现。
在袁世凯亡故后，章太炎还是选择了和孙中山合作。他们一起反击张勋复辟，一起“护法讨逆”。在局势稍稍稳定后，孙中山希望统一全国，章太炎希望各省自治，两人在大方向上出现了偏差，矛盾再次产生。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实现救国大业。这时，章太炎受国民党右派冯玉祥的人的怂恿，背弃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时反对共产党。
在中山先生去世后，章太炎写了对联继续抨击：“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碧云寺即孙中山去世之地，他把孙中山比喻成明朝权倾天下的太监魏忠贤，当时舆论一片哗然。接着他又称新上台的蒋介石执行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
整个民国前期，能掌握的政权的所有人都被他骂了一遍。
同时代的大师对了在民国大师辈出的时代，西方世界也有一些大师。
比如量子力学奠基人薛定谔/海森堡，相对论提出者爱因斯坦，计算机科学之父图灵，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发现青霉素的弗莱明......
（思考，始终是我们人类进步的原动力。
在舆论的大潮之中，如何不人云亦云，找到自己独立思辨的方式，或许比讨论大师们的八卦更为有益吧——笔者按）
流星雨儿下
沈从文、老舍、闻一多……这些“民国大师”在被经典化的过程中，其形象难免变得遥远和严肃。但如果曾经与其从游共处，认识的“大师”们或许就是另一个样子。比如在汪曾祺眼中，他们就像是我们学生时代的老师一样，有趣而又接地气。 他们也会在上课的时候扯些有的没的，经常会忘记自己讲课讲到哪里了，偶尔真性情，偶尔恶趣味。
汪曾祺一次性“爆料”过多位民国大师的趣事逸闻，让无缘亲见的我们也有机会认识在声名背后，那一个个真真切切的“人”。
沈从文
我（汪曾祺）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他写信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两个同学把我扶到他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我才醒过来。 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了。
老舍
老舍先生谈起过，有一次要拍齐白石的画的电影，想要他拿出几张得意的画来，老人说：“没有！”后来由他的学生再三说服动员，他才从画案的隙缝中取出一卷（他是木匠出身，他的画案有他自制的“消息”），外面裹着好几层报纸，写着四个大字：“此是废纸”。打开一看，都是惊人的杰作——就是后来纪录片里所拍摄的。
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那一年北京芝麻酱缺货。老舍先生说：“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
金岳霖
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 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朱南铣
他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研究《红楼梦》。听说，他在咸宁干校，有一天喝醉酒，掉到河里淹死了。他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他把关于《红楼梦》的独创性的见解都随手记在一些香烟盒上。据说有人根据他在香烟盒子上写的一两句话写了很重要的论文。
林斤澜
斤澜好怪，好与众不同。他的《矮凳桥风情》里有三个女孩子，三姐妹叫笑翼、笑耳、笑杉。小城镇哪里会有这样的名字呢？我捉摸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原来只是小一、小二、小三。笑翼的妈妈给儿女起名字时不会起这样的怪名字的，这都是林斤澜搞的鬼。 夏尚质，周尚文，林尚怪。林斤澜被称为“怪味葫豆”，罪有应得。
雷海宗
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话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来，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皮名举
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
刘文典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
闻一多
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
唐兰
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
汪曾祺好玩，认识的老师、朋友、同学，也个个都有才又有趣。读了这些故事，那个时代大师们的风貌似乎又生动地浮现在了眼前。
选自汪曾祺散文精选集《生活，是很好玩的》
闲看秋风999
国际问答达人
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
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
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
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这是谁？这就是所谓“学贯中西”，但抱残守缺的民国大师辜鸿铭。
辜鸿铭始终尊孔尊礼教，直到死前还大喊要以孔子的三纲主义抵抗南方的三民主义。
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辜鸿铭说“半章《论语》振兴中国”。
还是这个辜鸿铭，为了“一夫多妻”的现象做辩护，提出了“著名”的茶壶理论：
男人讨几个小老婆很正常；犹如一把茶壶配几个茶杯。何曾见过几只茶杯配一把茶壶？
木易子干
民国合肥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个个兰心蕙质、才华横溢，她们的故事脍炙人口。芳华绝代的张家四姊妹已经走进了历史，她们留下太多的故事，其中，张充和与民国大师们的情缘就颇为有趣。
张充和的曾祖父是晚清名臣张树声，曾任两广总督。祖父张华奎同进士出身，曾为四川省道员，父亲是民国教育家张吉友，曾以创办苏州乐益女校、平林中学，提倡新式教育而名噪一时。张充和与三个姐姐所不同的是，在她只有11个月时便过继给叔祖母当孙女。张充和的叔祖父张华轸之妻李识修，是李鸿章的亲侄女，李蕴章的四女。李识修一心向佛，多做善事，常带着小充和出入佛门。养祖母对小充和关爱有加，自任启蒙老师，言传身教其大家闺秀的风范。稍后，养祖母花重金延请吴昌硕的高足、考古学家朱谟钦为塾师，悉心栽培她，还请举人左先生专教她吟诗填词。养祖母为张充和请的私塾老师，都是有些知名度的良师，感觉不行就更换，一旦遇到好的便以重金留下。张充和天资聪颖，悟性甚高，4岁会背诗，6岁识字，能诵《三字经课文朗读》《千字文》。10岁时，她还闭门苦读《史记》《汉书》《左传》《诗经》等典籍。私塾教育给了张充和丰富的国学、书法知识，却也导致她对理科一窍不通。当年她报考上海务本女校高中时，数学竟考了零分。1933年，张充和在北京，家里人劝她考大学，她也想不妨一试，于是就到北大旁听。当时北大人学考试要考国文、史地、数学和英文。充和见到数学就头大，因为她在16岁前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几何、代数。于是，她干脆放弃数学，把复习的精力全用在其他三科上。1934年，临考的那天，家人为她备好圆规、三角尺等做图工具。她说“没用”，因为她连数学题目都看不懂。考试结果，她国文成绩第一名，但数学仍然是零分。她的高考作文《我的中学生活》写得文采飞扬，受到阅卷老师大加赞赏。试务委员会资深评委胡适希望录取这名优异生。然录取规则明文规定，凡有一科为零分者不予录取。胡适之便向数学阅卷老师交涉，希望网开一面，通融一下给张充和几分。那阅卷先生毫不通融，复判后，仍给零分。胡适为首的试务委员会爱才心切，不得已“破格录取”了她。胡适一次对张充和说：“张璇，你数学不太好，要好好补，要多用些功。”她回答说： “我怎么用功啊，我对数学一点儿都不懂。”其实，北大中文系是不需要学数学的，胡适这是表示关心她。“张璇”——那是张充和有意用的假名，连她的中学文凭也是假的，是弟弟张宗和托在宁夏当中学校长的朋友帮忙出具的。她此举一是怕用真名考不取，给张家人丢脸；二是不想让北大方面知道她与兆和是姐妹，从而联想到姐夫沈从文。沈从文那时已是名作家，她不想沾光。民国时期北大中文系名师济济，除主任胡适外，俞平伯、闻一多、沈兼士、刘文典、冯友兰等人均在此任教。张充和听过胡适的文学史和哲学史，也听过钱穆的中国通史，众多名师亲授，使她受益良多。1935年，张充和患肺结核，不得不休学，因此而无缘得到北大的学位。这一点确实有“负”恩师胡适的重视与栽培。
张充和小时候是与弟弟们一起听“沈二哥”即沈从文讲故事长大的。沈从文像对待小妹妹一样，呵护着张充和。充和对沈从文尊崇、感戴，有时还“倚小卖小”地撒娇。1933年，沈从文与三姐张兆和在北京结婚，张充和去参加婚礼，随后就一直居京。自1934年张充和就读北大，到抗战后流寓西南，至1947年回北大执教，张充和有相当一段时间与三姐张兆和一家生活在一起。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张充和和沈从文的九妹住一个房间。沈从文帮她在教育部属下教科书编选委员会谋得一份工作。委员会里，沈从文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散曲。1947年，34岁的张充和已经是位大龄“剩女”了，她在北大教昆曲，仍寄寓在三姐兆和家。是年9月，缘沈从文介绍，张充和与北大西语系外籍教授傅汉思相识。傅氏是德裔美国犹太人，高大英俊，他的父亲、舅舅都是西方古典文学博士，他本人则精通德、法、英、意文字，在加州大学获得西方古典文学博士学位后，到中国学习中文，从事中国历史、文学的研究和教学，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汉学家。周有光晚年回忆说： “傅汉思研究中国汉代的赋，把汉赋翻译成英文，翻得好极了。”傅汉思到他家，沈从文就不同他谈话，马上叫小姨张充和过来，让他们单独待在一起。沈从文的孩子龙龙和虎虎留意到他们关系的变化，二人在一起的时候，孩子们经常淘气地喊“四姨傅伯伯”，故意把句断得让人听不明白是“四姨、傅伯伯”还是“四姨父伯伯”，这时张充和总是淡淡一笑，没有介意。晚年有人问张充和： “他追过你吗?”张充和笑道：“无所谓追了。”又问：“那时你也喜欢他?”张充和笑答： “不一定喜欢，就是习惯了，知道他不是坏人，是老实人!”再问： “谈恋爱谈了多少年才结婚?”张充和笑道： “无所谓谈恋爱，大概两年。”1948年11月，张充和与傅汉思在北京喜结秦晋。婚礼完后吃蛋糕，沈从文的儿子虎雏说： “四姨，我希望你们天天结婚，让我天天有蛋糕吃。”张充和之所以35岁才结婚，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的女性独立意识，再就是她的养祖母在合肥给她留下一些田产，每年可收一笔租金，衣食无忧，不必像很多女性那样，为了生存匆匆嫁人。1949年1月，张充和与丈夫在上海登上戈顿将军号客轮前往美国，随身携带的只有几件换洗衣物、朋友赠送的一方古砚、她最喜欢的几支毛笔、大约有500年历史的一盒古墨。
在重庆时，才貌双全的张充和尚待字闺中，追求者甚多。用情最专最深的当数诗人卞之琳。张充和待人之诚，让卞之琳误读，其实张充和无意于他。她感到卞氏人是好人，但“喜欢卖弄，包括眼镜在内都有些装腔作势，流于肤浅，不够深沉，缺乏深度，性格也不爽快”，故对其总是冷淡、疏远。1935年，张充和因病从北大辍学回苏州休养，单相思的卞之琳回故乡海门奔丧后，去苏州探视张充和，在张家还住了几天。1937年，卞之琳在老师朱光潜的推荐下，受聘于四川大学文学院任教。一到成都，他就给避居在合肥的张充和写信，邀请她到成都发展。当时张充和的二姐张允和、周有光夫妇在成都，张充和和弟弟张宗和、张宇和到了成都便在二姐家住下，但她并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当时四川大学几位教授为了撮合卞之琳和她，定期宴请他们，并把他们当作打趣的对象。卞之琳听了心里美滋滋的，而张充和十分反感，认为那些教授“言容鄙陋，无可观听”。为此，她离家出走十多天，后被弟弟张宇和找了回来。1940年，卞之琳受聘于西南联大，他前脚踏人昆明，张充和就受聘于教育部下属的礼乐馆，前往重庆北碚，逃开他的追求。卞之琳十分痴情，直到1955年，45岁的他才成家，娶了文怀沙的前妻青林。上世纪80代，他赴美探亲，还专程到张充和府上拜访，将他偶然得到的40年前沈尹默为张充和圈改的诗作手稿送上，还写了篇深情款款的散文《合璧记趣》。卞之琳虽未能得到张充和的爱情，但他们的友谊长存。张家姐弟对他都很尊重，他也曾多次到张家老宅做客，受到热情款待。2000年，卞之琳过世，张家自办的小杂志《水》上还专发悼念文字，称他是张家所有人的朋友。
张充和端庄、大方又热情，很有人缘，在人才云集的西南文化界，她广结师友。1940年，张充和到重庆教育部礼乐馆工作，住在重庆北碚青木关。著名书法家、原北大教授沈尹默住在重庆歌乐山，在于右任为首的国民政府监察院任监察员。张充和原来是沈尹默胞弟沈兼士在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多才多艺，会写诗词、画画，还会唱戏。1940年，张充和在重庆常参加劳军演出，主演昆曲《游园惊梦》，在文化界引起了轰动，章士钊作了七律志感，各位诗人纷纷唱和。沈尹默也有两首诗，并抄正托友人交给张充和，两人开始结识。此后，张充和正式拜沈尹默为老师，学习书法。她常乘送煤油的卡车到歌乐山沈宅求教。第一次到沈家，沈让张充和写几个字给他看看，沈阅后，以“明入学晋人书”评之。沈尹默不断地告诉张充和，不要学习老师，而是要反复看自己的作品，哪里对，哪里不对。张充和回忆： “在重庆的时候，日本飞机常来轰炸，其实我一年看不到沈尹默几次，他就告诉我，你应该写什么帖。他对我的影响，就是让我把眼界放宽了。”得力于亲炙这位书法名流，张充和的书法水平更上层楼。张充和晚年把自己保存的沈尹默的书法作品编为《沈尹默蜀中墨迹》出版，以纪念老师。
章士钊很欣赏张充和的戏剧、文学、书法才华。1940年，张充和在重庆主演昆曲《游园惊梦》，章士钊曾赋七律一首，其中一句“文姬流落于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将流寓重庆的张充和比作流落异乡的旷世奇女蔡文姬，不料却冒犯了充和的感情，认为这是“拟于不伦”。她说，蔡文姬是被掳至胡地，不得不在异乡过着异族的生活，改嫁给了胡人，而她自己是因为战乱背井离乡，而且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她也能独善其身，自食其力。不过多年后，张充和回忆起章士钊的赠诗，却自嘲道：“他说对了：我是嫁了个胡人。”她的意思是自己最终嫁给了犹太人傅汉思。1944年6月，张充和因事由北碚乘车路经歌乐山看望沈尹默，见其纸条上写有近作七绝：“四弦拨尽情难尽，意足无声胜有声。今古悲欢终了了，为谁合眼想平生。”张充和见诗生情，很快便画了一幅《仕女图》，这虽是她第一次试作人物画，但由于她书法功夫好，文化涵养深，所以下笔不凡，画面上静谧的气息也颇能为沈尹默的诗句“为谁合眼想平生”传神。画幅上方诗塘，有张充和为郑泉白书写的小楷《玉茗堂·拾画》三阕。仕女上方有张充和的题字，写的是沈尹默的原诗。书体是行草，自由流畅。张充和的字旁是沈尹默的题跋：“充和素不解画，因见余诗，遂发愿作此图，闲静而有致，信知能者同无所不能也。”其他的题跋者还有章士钊、汪东、乔大壮、潘伯鹰等。章士钊的一首题词《玉楼春》是：“珠盘和泪争跳脱，续续四弦随手拨。低眉自辨个中情，却恨旁观说流落。青衫湿遍无人觉，怕被人呼司马错。为防又是懊侬词，小字密行书纸角。”词后作者自注：“词意尹默、伯鹰均知之。”所谓“词意”，是指章词中的“为防又是懊侬词”一句，即指上文所说的被张责怪一事。张大千：惺惺相惜1936年，张充和用笔名“真如”在《中央日报·副刊》写了一篇《张大干画展一瞥》，说“笔下流动着无垠的诗思和极高的品格……大干先生的艺术是法古而不泯于古，现实而不崇现实，有古人尤其有自己。”在成都时，张充和曾到张大干先生家表演《思凡》。演毕，张先生即作画两幅，以为赠礼。张充和回忆道：“抗战初年(大约1938年)我到成都，开始经常上台演唱，曾演过《刺虎》等。有一回，我到张大干家参加一个宴会。在会上张大千请我表演一段《思凡》。演完之后，张大干立刻为我作了两张小画：一张写实，画出我表演时的姿态；另一张则通过水仙花来象征《思凡》的‘水仙’身段。”1940年至1942年，国画家张大干两次赴敦煌奠高窟临摹壁画，有一天傍晚在鸣沙山下月牙泉边散步，救起了一只受伤的大雁。此后时常相伴，感情日深。张大干离开敦煌之日，车过月牙泉，天上传来大雁哀鸣。张大干赶紧让车子停住，刚跳下车，那只大雁直扑怀中。张大干搂住大雁，顿时泪下，良久之后，才依依而别。后来，张大干和大雁的合影被他送给了张充和，这幅画一直被张充和悬挂在家里。其他大师对张充和也欣赏、关爱有加，如焦菊隐称赞她是当代李清照。闻一多曾为张充和刻了一个印章，刻在滕根上， “张充和”三字为章草，这枚印章被张充和终生珍藏。
二二相偶
陈三立，为四毛钱和脚夫争论，对蒋介石爱答不理的民国大师！
陈三立的名号虽然不如他的父亲湖南巡抚陈宝箴，也不如他的儿子陈寅恪，但其本身的才华也无可争议！作为同光体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著有《散原精舍文集》，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和谭嗣同，徐仁铸和陶菊存被称为维新四君子。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彻底退出官场，潜心学问。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大家竟然会和一位人力车夫因为四毛钱的车费而当街起了争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有一天陈老外出回家的时候雇了一辆人力车，但是因为没有提前讲好价格。到家门口的时候陈老随手从兜里掏出两块铜板递给车夫，这时候车夫不干了，因为两块铜板的价格实在太低，就和陈老发生了争执。陈老耐不住又搜了搜衣兜，找到一块银元直接递给了车夫，可是车夫还是喋喋不休。陈老彻底发飙了，说给你铜板的时候吵就算了，怎么给了银元之后还在闹，然后甩甩衣袖气呼呼的走了。留下那个只想收四毛钱，还打算给他找零的车夫一个人在风中凌乱。可以说是老实憨厚的车夫碰上不知生活琐碎的大师也是无奈了！
1929年，陈三立去庐山游玩，当时恰好蒋介石也在哪里，就想去拜会一下他。就派人去沟通，可是人家陈三立根本不买账，对这个国家元首更是爱答不理，说还是不见为好，说完就自己玩自己的去了！
旅行er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另一面，民国学者也是一样，除了他们博学多才的光鲜一面，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比如，鲁迅在北平时有三分工资，原配一直未舍弃，对弟弟周作人关心备至却是兄弟反目。胡适民主思想进步却也与原配终老一生。徐志摩收到林徽因电报情书的时候，不知道林同时发给了三个人。徐志摩跟陆小曼的婚礼遭到梁启超的反对挖苦，两人两地分居，徐在从上海回北京时飞机在济南坠毁，他的原配在他死后带着他的孩子做成了国际大公司……
你想说什么呢？